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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党恩、跟党走 ——基层党建廉政教育网党课推荐汇编 (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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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5日 来自: 党刊博览 6644

共产党员的学习  

谋篇开新之时,想起许多同志年终总结时的惯用话语体系——理论学习不够。这似乎已成为固定套路。在这些人眼里,理论学习如同抹布,需要时拿出来,用完弃之角落,下次需要时再拾起来接着用。  

究其原因,或是主观上对理论学习有偏见,认为晦涩难懂又无用;或是客观上理论宣传呆板生硬,让人们对理论学习有了排斥性。最终,理论学习武装了“嘴巴”,丰富了“总结”,却未能武装头脑和灵魂。改革当前,亟须主动来一场“理论学习的革命”。  

毛泽东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了清醒的理论才能有鲜活的灵魂,“赶考”路上才能坚定主心骨、把稳定盘星,攻坚克难、闯关决胜。刘少奇曾指出,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  

军人是“执戈卫国保民安”的决定力量,无论是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还是个人成长进步,理论学习都不可或缺,必须达标。特别是面对“脖子以下”改革,更须克服把理论学习视为装潢门面、雨过地皮湿的顽疾,坚决摒弃学习理论没有用的错误想法,解决好“武装嘴巴”还是“武装灵魂”的问题,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做到心明眼亮、蹄疾步稳。这一点,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解决好学什么的问题,是抓好理论学习的关键,否则“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加强理论学习,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只有“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才能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理论上的清醒和成熟,促进思维层次和工作能力的提升。  

当然,理论学习也要讲究方法。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把方法比喻为过河的桥和船,“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战争年代,陈云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组织中组部机关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哲学著作,并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15字读书学习方法。习近平同志则提倡理论学习要培养三种境界,志存高远“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清冷、寂寞,静心通读苦读;“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恒心,刻苦钻研,百折不挠;“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求索,独立思考、学用结合。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要把重心放在弄懂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上,带着问题,“自己看书,自己思索”;把着力点放在学以致用、指导工作上,结合任务,“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创新理论学习方式,往往能事半功倍。去年一首致敬马克思、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唱歌曲《马克思是个90后》红遍网络,就是很好的例子。  

理论学习是一场终生修行,重在兴趣培养,贵在持之以恒。“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理论的魅力不在于道理的高深、语言的华丽,而在于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新年新起点,让我们带着理论自信,在攻克改革难题中,开拓新局,阔步前行。  

 

共产党员的服务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不少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改作风解难题,与《准则》要求相契合,值得肯定。  

然而,一些“实事”却常被群众诟病,群众“不买账”,甚至给“差评”的例子也不少:路面硬化却没设下水道,体育场地建好却没有相关配套设施……诸如此类“好事”,群众给了“差评”。回头想  

想,怨不得群众“挑刺”,说到底,还是没有疏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民心工程”办不利落,到头来反倒沦为“烂尾工程”,此类好心办不成好事堵在“最后一公里”的现象当引起注意。“最后一公里”  

不是新词,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公里路程,后来被引申为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阶段。本是数学长度的“最后一公里”,却成了机关与基层的情感落差。  

转作风,不是一阵风。没疏通“最后一公里”,根本上还是作风不实。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调研阶段的“最初一公里”浅尝辄止,不符合实情便盲目决策,导致执行力大打折扣;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办事虎头蛇尾,开始轰轰烈烈,中间平平淡淡,最后无声无息。留下烂摊子,势必无法收场,结果只能是资源浪费,公信力打折。  

做过了,不等于做好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衡量机关工作标准的“最后一公里”,能不能打通,是对机关作风、工作能力最直接的检验。因此,如何疏通至关重要。  

要消除机关与群众之间的“情感落差”,就要排除困难把实事办成好事,持之以恒把难事办成漂亮事、幸福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儿里。  

发扬钉钉子精神。木匠钉钉子看似简单,却需要相应的技术、正确的态度,比如准头、力度的拿捏,以及是否具备专注的精神、持之以恒的韧劲。丁是丁,卯是卯,用狠劲钉准,敢铁板钉钉,敢啃“硬骨头”,对于群众反映的难题,应想方设法迎难而上。当然,“钉钉子”也不可能是一锤子买卖。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不能干一锤子买卖的事儿。换句话说,就是要坚持久久为功,摒弃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锤接着一锤敲、一环扣着一环解、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件一件地做,做一件成一件,锲而不舍反复“敲打”,不留“烂尾”,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带着感情去“赶考”。距离是感情的“刻度尺”,别说一公里,就是一米的感情也不能差。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原副县长兰辉生前被称为“车轮子县长”“雷锋热线”和“北川活地图”,这些绰号正是他心忧基层、心系群众的真实写照。心里装着群众,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思考到基层中“赶考”,常与群众互动交流,坐在一条板凳上倾听“真声音”,多一些裹着“泥土味”的调研,就不会盲目决策。聚焦不满意,真心改“差评”。办事利索不拖拉,哪里不满意就在哪里下功夫,写好为民服务的“续集”,让群众无可挑剔,群众就会感受到党员领导干部实实在在、无处不在的爱民情怀。  

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弹自唱”变成与群众的“最美和声”,当初的真情实意化为双方的皆大欢喜,多好!如此,“赶考”之路也会因“最后一公里”的疏通而变得顺畅。  

 

共产党员的“后台”  

习近平讲过:“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山头主义的形成,就是寻找靠山与后台并与其沆瀣一气的过程,最终就是为了靠山吃山,追逐权力与利益。尽管都知道“山头”危害大,但总有人一有机会就攻山头;都知道派系影响坏,但总有人想方设法以此攀附上位。  

《人民的名义》第8集中,陈海车祸受伤后,侯亮平前往汉东省接任反贪局长工作。季检察长打趣侯亮平是“带着胎记来的”。追问中,侯亮平弄清原委:汉东省政坛早已分裂出派系:以高育良为首的汉东大学政法系出身的,被称为“汉大帮”;以李达康为首的秘书出身的,被称为“秘书帮”。两个派别各有帮众、明争暗斗,大有水火难容之势,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官场相对的动态平衡。复杂严峻的形势让侯亮平暗暗吃惊。倒是季检察长哪个派都不是,乐得“逍遥自在”。剧中,“山头主义”帮派现象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前面有段剧情也挺有意思。陈岩石接通省委书记沙瑞金的电话,开口一句“小金子”几乎让在场所有人惊掉下巴。非同寻常的称谓,暗含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细节被很多人敏感地捕捉到。退休老头儿瞬间成为热关注的人物。送花、送鸟、送盆景,甚至连堂堂公安厅长都撸起袖子挥锄头、“当劳模”,希望在拼命表演中拉近关系、借机上位。殊不知,老革命陈岩石根本就不吃这一套。看罢,很多人忍不住想笑,却又皱紧了眉头。  

前段时间,熊猫宝宝抱饲养员大腿的视频热播后,“抱大腿”成为网络热词。受封建社会官场糟粕文化的深远影响,不可否认,过去少数单位、个别部门里“抱大腿”的现象曾一度存在。“大腿”抱得多了、频了,自然就会慢慢形成派系,聚成山头。曾经,一些干部报到不找组织先拜山头,不走正门先踏偏厅,甚至还有人以有地方递门贴、有领导可攀亲为荣,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大山好遮阴”。殊不知,在当前反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靠树树终枯,靠山山终倒。树倒山崩之日,就是众党羽锒铛入狱之时。  

跟随真理最靠谱。其实,老一辈革命家早就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1935年06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北上决定。然而,张国焘却力主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并一次次逼迫朱德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承认“临时中央”,朱德始终不为所动:“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朱德“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竭尽所能“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团结同志跟中央“一起走”,使这支队伍最终回到中央决议的正确道路上,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倒是张国焘这个搞山头的人,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叛逃时,连个警卫员都带不走。  

张胜曾问父亲张爱萍:“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邓小平的四大干将,您知道吗?”没想到张爱萍竟恼怒起来:“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着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谁也不跟,我只跟真理!”  

反观近年来那些“窝案”“串案”,“拔出萝卜带出泥”,“老虎倒下群蝇慌”,“一窝端”的背后,要害正是小圈子、小山头。山头主义的危害,除了破坏同志团结、败坏单位风气之外,往大里说,还会影响党风、政风、民风,消弭革命斗志,甚至消弱党的领导,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往小里说,也是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现实考验,如果一味追随上级领导,搞亲亲疏疏,拉帮结派,甚至为一己私欲,而不管不顾所“抱”之人的人品官德,明知其品行低劣还与其沆瀣一气,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一旦东窗事发,势必落个悲凉凉、凄惨惨的下场,悔之晚矣。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张爱萍曾说:“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必须认清到一个问题:跟随真理最靠谱,组织才是共产党员最大最稳固的“靠山”。  

 


共产党员的“情商”  

《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作为反贪局局长,被恩师高育良陷害停职审查。高育良给侯亮平讲了一个岳飞与“莫须有”的故事。高育良认为,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的民族英雄,为什么会冤死于风波亭,主要因为其情商太低。醉翁之意不在酒,讲故事是借此警告侯亮平,如果继续“情商低”没准会出现下一个风波亭冤案。  

古往今来,大凡为人正直、工作铁面无私、不会溜须拍马之人,无不会召来种种非议,乃至于杀身之祸。正如高育良所言,在南宋腐败的大环境里面,岳飞就是个异类,别的将军贪污军饷,他却把俸禄拿出来养军队,一心只想雪耻迎二帝还朝,唯独并不去揣摩当朝皇帝赵构的心意,他这是自己找死。  

宋朝时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岳飞却完全和奢侈的社会作风相反。高宗曾问满朝文武,如何才能使天下太平,岳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可太平。”岳飞作为武臣自己可以不惜死,但不可能让别人不惜死、不贪财。也许,这就是高育良所指的“情商低”的表现。  

如若就此一点要说岳飞情商低,我们不敢苟同。岳飞能官从一品,这绝不是靠运气就能坐得上这个位置的。他胸怀为国立功、忠义奋发的满腔豪情,他勇而有谋,屡创金军,建立奇勋。一首《满江红》流传至今,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爱国心。纵然最终被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但他作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至今仍被人们尊崇和怀念。  

纵观全剧,侯亮平一直被视为情商低的代表。他刚正不阿,为人公正、公平、正义,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哪怕自己的恩师触犯律法,也毫不姑息。忠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公平正义是他的职责所在,不惧莫须有的诬陷和迫害,始终坚守最初的信仰。  

反观当下,“情商高”比比皆是。于个人而言,有的选边站队,阿谀奉承,讨好、迎合领导的意图与想法,只图一己私利,无非想从领导手中捞点实惠;有的没边没谱,做事不讲原则,做人没有底线,谁对自己有利就为谁说话,不顾实际情况或公正立场。于干部而言,有的愧对“人民的公仆”称号,不想着为百姓办实事,只盯位子捞好处,却以人民的名义,把权与利当成终极目标,最终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而与之对立的——那些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今天幸福生活的无数仁人志士;那些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前仆后继,扎根戈壁,艰苦创业,为祖国科研试验事业创造了举世瞩目成就的一批批优秀科技精英;那些披星戴月,顶风冒雨,抗旱排涝、抢险救灾“优先”冲在最前线的“最可爱的人”,莫不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情商低”?  

信仰面前何需“高情商”。因为,坚守就意味着失去,人生路上我们要面对的诱惑太多,必须学会有所取舍。剧中的公安厅长祁同伟曾为一级战斗英雄,阿谀奉承、选边站队,这在高育良看来的“高情商”换来了平步青云,最终却落得[**]的下场;高育良作为官场老手,老谋深算、稳重老练、深思熟虑,皆因私欲被腐蚀下水、陷入罪恶的深渊。  

信仰折射灵魂。一个物质再富有,手中权力再大,而没有精神信仰的人,犹如在黑暗中行路,不辨方向,没有目标,随波逐流,活着也只是浑浑噩噩,唯信仰之光如日月星辰照耀前行。人当有信仰,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真正的信仰追求不仅和自己有关,更和这个社会,以及肩负的使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人人只追逐高育良眼里所谓“高情商”,谁来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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