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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硬汉 警界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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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22日 来自: 深圳商报 4411

温情硬汉 警界猛将

  ——全国人大代表、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深圳李朗派出所所长黄联明追记

  深圳商报记者乔会清通讯员夏启发

  黄联明,生前为深圳市龙岗区李朗派出所所长。

  2003年6月6日,黄联明因[**]癌去世。

  35岁辞世,荣誉等身——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全国公安系统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广东省公安系统优秀人民警察,深圳市优秀共产党员、深圳市劳动模范、获“鹏城青年功勋勋章”……

  一个民警的辞世,给许多深圳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和深沉的思念——

  去世当天,派出所的战友们为他守夜。战友黄丹东彻夜难眠,含泪作了一副挽联:“瞬间即永恒,人生价值应看奉献多与少;短暂而灿烂,生命光辉岂因长短而论之。”

  6月12日上午,黄联明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市殡仪馆举行。苍天洒泪送英灵。四面八方来吊唁的群众站满灵堂,数百民警甘愿站在灵堂外的雨中。人天同悲,深情送别。

  这么多人为他魂牵梦绕、这么多人为他彻夜难眠。为什么?

  记者深入龙岗采访,“看”到了一个立体的黄联明——在妻子眼里,他是一个情深义重、有血有泪的好丈夫;在女儿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忙于工作、总是负约到不了“麦当劳”和儿童公园的父亲;在同事看来,他是一个从容笑对病魔的警界铁汉;在领导心中,他是一个工作任劳任怨、舍生忘死的公安猛将;在群众印象中,他又是一个体贴入微、和蔼可亲的“自家兄弟”;亲属曾“怪”他是一个从不搞特权的、凡事讲原则的、“一本正经”的所长……

  一个病危前2天还在工作的公安猛将

  1994年12月,黄联明从公安部调到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工作,并被分配到位于偏僻山区、条件比较艰苦的李朗派出所。

  派出所的同事金鑫回忆说:“我与黄联明都就读于公安大学,在学校里就认识。他调来后,我曾到李朗派出所看望他,李朗路当时还是一条土路,那时他在派出所做内勤,又兼户政,还要接报警电话。派出所没有电视,甚至没有自来水喝,那时还是直接喝李朗水库的水,一碗水倒出来,碗底竟是黄的。我问黄联明从公安部到这里有何感受?黄联明乐呵呵地说:‘环境虽然不好,但工作起来还是很开心的。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黄联明对工作的专注为别人所无法企及。

  妻子潘瑞芬:“那时我们刚来深圳不久,临时住在秀峰工业区的一个小房子里。联明经常到秀峰工业区来巡逻。巡逻时路过家门,他从来都不会进来看看或者是喝口水。我说:‘老看见你从这里过,也不进来喝口水。’他一本正经地说:上班时间就是工作嘛,哪顾得上别的。”

  由于工作出色,黄联明在来到深圳的第三年,即1997年10月被提拔为副所长。而这时他的痔疮也开始加重。

  黄联明患痔疮有十多年,他说:十男九痔,这病没什么了不起。他也咨询过已做了痔疮手术的同事,也很想到医院去手术,但一直没时间。尤其是1997年担任副所长后,工作任务更重,长期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病情日益加重。他曾私下跟妻子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普通民警了,可能更忙了,家里的事你要多操心。”

  1998年11月,李朗派出所配合分局巡警击毙两名专门在深圳机荷高速公路上抢劫的车匪路霸,但仍有几名同案犯在逃。黄联明带着几名民警前去围捕,在荒山野岭中搜了一夜,回到派出所后,民警见他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同事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的痔疮越来越严重,拉了很多血,很痛。”大家劝他去医院,他说:“等忙完这个案子一定去。”

  1999年10月2日晚,辖区内发生恶性抢劫案,黄联明带领民警上山围捕疑犯。山高坡陡,身体强健的民警爬到山上都累得气喘吁吁。可中午才做完手术的黄联明忍着剧痛也跟着大家一步一步地爬到了山顶上。下山后,他已经无法走路……

  第二天,当民警到他办公室汇报案情时,发现黄联明大汗淋漓、浑身颤抖,已经昏倒在办公室不省人事。民警马上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并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但黄联明惦记着要破的重案,次日病情稍好一点,就不顾医生劝阻,硬是出了院。

  11月8日,黄联明被同事强行送到医院。医生对黄联明进行详细检查后,明确诊断为“[**]癌晚期”。龙岗公安分局局长刘宽志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说:当时专门从广州请来专家为黄联明开刀。手术后,专家嘘嗟良久,说:“我从医50年,也算医人无数,病到这样还在坚持工?鳎囊懔κ凳艉奔K氖奔洳欢嗔耍峙轮荒芪职肽曜笥摇!?

  潘瑞芬在回顾黄联明得病前后时说:黄联明确诊癌症之前,由于痔疮严重晚上睡觉已不能平躺,总是用双腿跪在床上,一夜起来好几次。我几次劝他请个假,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他总是说:“没办法,所里的工作实在是走不开。”

  病后的黄联明仍然坚持上班。鉴于病情严重,分局党委强烈要求他放下工作,安心休息治疗。但黄联明一再要求:“让我工作。只要能工作,天天跟同事们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我就很快乐。”

  2003年4月12日,也就是黄联明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的前2天,他仍在带队执行重大警卫任务,当时他的右腿因病情严重恶化、已肿得走不了路,同事们一再劝他不要去了,结果黄联明被劝得生了气:“我是所里的一把手,执行这么重大的警卫任务我怎么能不去?谁也不许再劝!”警卫过程中,他靠一条腿支撑着身体,一直坚持到任务结束。

  两天后,黄联明病危,住进医院。这一次,他没能再从医院出来。

  院方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他的内脏已全部癌变腐化,身体各大机能已完全衰竭。当主治医生了解到2天前他还在工作时,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可思议,说:“这个人太顽强了。他完全是在靠自己的意志力行事!”

  一个两袖清风、“一本正经”的派出所所长

  与黄联明有近10年同事之谊的李朗派出所干警尚雪冰曾说:“自从1999年联明得病后,他的事迹深圳人大都知道。有记者在采访时问我,黄联明就真的没有缺点吗?我对记者说,你可以去找。这个人的为人、做事,在我看来已到完美无缺的地步。”

  在妻妹潘瑞新看来,自己的姐夫是个不懂得利用特权谋私的、“一本正经”的派出所所长。

  潘瑞新:“我是很早就跟父母在香港定居了,经常来深圳这边看望姐姐和姐夫。1998年,我先生想来深圳投资,联明那时已是副所长了。听说我们想来投资,联明说‘自己投资当然好啊,到时看我可以帮什么忙。’我姐说:‘你可以介绍客户嘛。’我听了很高兴,对联明说:‘好啊,你辖区那么多企业,等印好了公司名片,第一时间送给姐夫,帮我找点客户。’

  “公司后来成立了,我真的第一时间把名片送给他。可是过了很久,我的客户也陆续有了一些,但就是没有一个是他的辖区秀峰工业区的,也没有一个是李朗派出所附近的。

  “我问姐姐:‘姐夫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把名片的事忘了,或者是不是名片搞丢了?’。姐姐说:‘小妹,你不要怪他,你的事他跟我谈过。要他去帮你派名片,他拿不出去,怕给人误会,到时会很难做的。’“甚至后来我公司遇到一些小麻烦要他帮忙,他也总是说:‘小妹,不是我不帮你。我是你姐夫,可是作为一个派出所所长出面,影响不好。’

  “说心里话,当时有点怪他,一些不知内情的生意上的朋友,都以为这个姐夫很好用呢,在深圳帮我好多忙呢。但他就是这样‘一本正经’,从来没有利用过他的工作之便、他的权力帮过我的忙。”

  妻子潘瑞芬说:“联明当了副所长后,怕人家有事相求找上门来,跟我交待,家里的电话、地址一定不要告诉人家。

  “有一次,我一个小学女同学,跑到我家,说想在李朗开一个店,到时希望联明能帮忙。走时拿出一个红包。红包我不敢要,偷偷给她塞回去了。水果就收下了。

  “联明知道后问我:你同学是正当经营吗?我说是。水果我就收下了,红包就塞回去了。联明说:你这样做是对的。

  “后来这个同学公司开起来了,一次跟邻近生意人因为一点事情打起来了,双方铁锹都动了。我这个同学找联明,希望网开一面。可联明一点情面都不给。联明说:该抓起来的都抓起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为了这事,我的同学从那时起再没跟我来往,绝交了。”

  一个谁都“看不出来是病人”的乐观者

  黄联明病前是一个成天乐呵呵的人,患癌后也未改乐观本色。从1999年患癌,直到去世,外人看到的黄联明,都是一个灿烂地笑着的人,一个“看起来没病”的人。

  黄联明患病后,妻妹潘瑞新经常从香港来看望。

  潘瑞新:“黄联明是个非常随和,乐观的人。以前我常从香港过来,那时联明已经很忙,女儿阳阳才一岁,他晚上没特别的事都回来吃饭,洗个澡就又到单位去了。我跟他开玩笑说:‘姐夫,你怎么一见我就走啊,是不是我不受欢迎啊’。”

  “联明笑呵呵地说:小妹你别这么说,你知道你是最受欢迎的人啦,只不过我工作太忙了。

  “他又不忘开个玩笑:你替我陪她们出去玩,不要小气,消费了什么,只管将单子拿回来,我出钱给你报销嘛。

  “联明得病后,他还是那样爱开玩笑,很快乐的样子。所以我们亲友经常在一起纳闷,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联明不像个病人啊,’有时我也会想:是不是医生诊断错了?病人有这么健康的吗?”

  派出所同事刘桂明:“我和黄联明共事8年,他是一个真正对人生持乐观态度的人。他刚来派出所时,条件很艰苦,住一个卫生间那么大的小房,只能放一张床,很潮湿,连电视也没得看,但联明从没叫过一声苦。后来他患了癌症。但癌从来不是他的包袱,他一点都没有消极的表现,还是像以前一样经常和我开玩笑。他得病住院后,我去看他,跟他说,你要快点好起来啊,我们一起去喝酒啊。他很开朗地笑着说:“老刘你别着急,我明天就回去找你喝,你安排好了,可别一个人偷着喝啊。”

  同事尚雪冰:“这几年联明他很不容易。但这几年,他也是快乐的几年,他的笑可以反映他的心态。他的笑是那种很灿烂的、没有任何勉强、没有一点杂质的笑。我太太第一次见到黄联明时,联明已得病,我太太回家后跟我说:‘你们老说人家黄联明有病,他能有什么病,看起来挺健康的呀!’”

  父亲的开朗使9岁的女儿黄越阳形成错觉。在黄联明病重时,阳阳依然吵着缠着要叫爸爸陪着去儿童公园玩、去吃麦当劳。妻子老是将吵着父亲的阳阳驱散开。为此,女儿对妈妈很有意见:“你成天说我爸爸身体不好,我看爸爸挺好的。”女儿还在日记里写道:“在我心目中,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最喜欢摆官架子,可爸爸不同,他总是说说笑笑的,时不时地来几句幽默话!”

  记者看到2001年6月黄联明的一段录像。黄联明一脸孩子般的笑容,声如宏钟,毫无病态:“我真的是不想离开这个工作岗位,能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

  一个只在深夜哭喊的硬汉

  对来派出所办事的人们,黄联明总是一副温和的笑脸。病疼折磨下的黄联明只在深夜哭喊。

  只有妻子能够看到黄联明的痛苦:“他晚上痛的时候,就跑到房间里,不叫女儿听见,有时捂着被子哭喊,死命地喊出来,一晚上在那里叫,叫得我心都碎了。但只要在别人面前,他就装得好好的,很快乐、很精神的样子,让谁都看不出来他是病人。”

  潘瑞芬的侄女回忆说:“我姑夫病后经常晚上浑身痛。有一天我走到走道时,听到他很大声的哭喊,吓得我整晚都不敢睡。但很奇怪,第二天早上,姑夫就还是有说有笑,看起来好好的。吃完早饭,他就精神振奋地上班去了。所以我那时老怀疑自己是不是出幻觉了。“姑夫虽然关在房间里痛得受不了哭喊,但晚上如果有人去看他,他就立即一副笑脸迎出来,不会表现一点痛苦。他后来说是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别人,他特别希望别人快乐。”

  2003年6月3日,黄联明两次昏迷,进入弥留状态。

  临终,黄联明最放不下心的是女儿。他对妻子说:“我死后,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但是将来如果孩子上学遇到什么困难,你可以找找分局的刘宽志局长,请他帮帮忙……”

  妻妹潘瑞新:“今年6月份,我在广州知道他住院。我知道这其实是他最后的日子了。我到医院看他,他精神很好,不像个病人,看起来只不过是躺在床上而已。他对我说:‘这些医生怎么搞的,血压老是降不下来。’好像血压一降他就可以出院似的。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用这些话安慰我,怕我紧张。

  “其实他很清楚自己已时日不多。6月2日,我来看他,坐在床边,跟他聊天。我握着他的手说:姐夫,你要赶快好起来啊,出院后咱们和我姐、阳阳再到外面去玩。

  “他听了这话,半天没声音。然后把捂在脸上的氧气罩拿开,抓着我的手,用力紧紧地握了一下,停了半天说:‘小妹,这次我就不去了。以后,你帮我照顾好你姐姐,还有阳阳。’然后就再没说话。

  “四天后,联明真的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知道,他人是走了,可是,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力量,永远留在了这个他一直深爱着的世界上。”

  新闻评论

  情重如山

  本报评论员徐世访

  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血与火的考验,黄联明情重如山,以35岁的年轻生命,向这五彩斑斓的世界诠释了爱与职责的真义。

  他是一名警察,热爱工作,奉岗位为责任。四年前,当他被确诊为晚期[**]癌,刚刚做完手术的黄联明深夜带领干警上山擒凶,回来后全身颤抖昏倒在办公桌旁;四年来,白天他东奔西走地忙,夜晚疼痛难忍的他用棉被蒙住头滚地嘶吼,但只要有人进来,他马上又会没事人一样笑脸以待谈工作;今年4月病危入院,会诊发现内脏已全部癌变腐化,令医生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垂危病人,两天之前竟然还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视职责如神圣。今年3月,医生确诊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脑部,但他依然坚持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白天开会,夜晚通宵写议案,经全国人大特批随行照顾的妻子,怎样都无法制止他疯狂的工作。他只有一个信念:我是人民的代表,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他是丈夫、父亲,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来深圳工作10年,身为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派出所长,黄联明一家三口一直住在爱人学校安排的一间房子里。弥留之际,妻子为了唤醒他,俯在耳边讲他们美好的初恋、讲可爱的女儿,黄联明真的清醒了。诀别托孤的遗言是:“我死后,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要是将来孩子上学遇到困难,你可以去找刘宽志局长,请他帮帮忙。”黄联明9岁的女儿在日记里写道:“我的爸爸,叫黄联明,今年35岁,一脸的憨相,爸像头老黄牛,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他是个工作狂,因得癌症,6月6日上午永远离开了我……”

  战士情、公仆情、儿女情,情重如山!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乔会清通讯员夏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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