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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岳：以新型大国关系取代对抗性大国关系

2016年07月11日来自: 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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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记述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西方文明核心地带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将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总结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不可避免的恐慌”。修昔底德描绘的正是当时发生在希腊世界的权势转移过程导致的悲剧性战争结果。因此，当人们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时，实际上是在强调国际关系中权势转移的巨大风险及其难以逃脱的暴力与冲突的宿命。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超越传统权势转移理论，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既是对外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亟须回答的理论命题。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大的现实。把“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国和平发展联系起来，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国和平发展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当代国际体系的挑战，源自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随着布热津斯基等有着重要影响的政论家的先后跟进，国际上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越来越难以绕开“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质就是用传统权势转移理论来看待当今中美关系。传统权势转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势转移的结果往往是新的单极霸权取代旧的单极霸权。然而，即便从权力结构来看，单极向两极或多极的转移都可能是权势转移的选项。权势转移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并不必然是一个大国取代另一个大国，也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两极并存或多极共存的权力结构。从历史上看，权势转移可分为全球性权势转移与地区性权势转移。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地区性权势转移大多伴随着战争，但全球性权势转移则并非如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后，真正能称得上全球性权势转移的只有19世纪末开始的英国向美国的权势转移，而这可以说是权势和平转移的案例。因此，简单用传统权势转移理论判断中美必然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恰当。而且我们还要认识到，当今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使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大国间的核均衡在消极意义上防止了大国间战争的发生；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国家间共同利益大量出现。所有这些无不预示着时代变了，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如果真会出现权势转移，更有可能实现和平转移，这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确立了共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方向。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6个重点方向，2015年9月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4件尤其要做好的事和今后发展的6条重要建议。可以说，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成败。新型大国关系所针对的就是传统权势转移中出现的对抗性大国关系，就是要超越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历史参照的传统大国关系所衍生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建立一种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有序竞争和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

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尽管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但我们更要认识到，中国自身的发展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中美关系能有今天合作竞争的局面，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未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再保持一段时间的较快速度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没有中国自身的发展，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解决人口合理均衡增长、经济转型升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各种制约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内大局长期稳定，才能增加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最终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