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检察官详解“小官巨腐”生态链条
7月9日,中央巡视组通报了在北京发现的问题,其中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尤显。一时间,“小官巨腐”成为了网络热词。
在中国现今的政治体制下,我们身边的“小官”们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掌握着各自领域的公共权力,难以摆脱绝对权力与贪污腐败,其危害性除了把公有财产转为私有财产以外,还对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自制造成破坏。
就是这些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乡村干部,不仅能让这原本“没品”的“芝麻官”逐渐变成有利可图的肥差,还能倚仗“天高皇帝远”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手中的权力日渐失控,最终造成“小官巨腐”这种特殊的乡村政治生态。
“小官巨腐”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圈是怎样形成的?举报无门、举报无力的局面,我们应该如何寻求出路?面对诸多疑问,记者来到房山区人民检察院,采访了该院反贪局检察官郑亚辉,他给我们列举了他承办过的一些“小官巨腐”的案子。
村支书伪造签名贪50余万元
马某是房山区某村党支部书记,在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南水北调工程拆迁工作及新农村建设工作时,其先后伪造南水北调工程占地补偿发放表、冒用他人名义领取补偿金等,共贪污南水北调补偿款三笔、农村改厕款一笔。先是假冒某研究所负责人的签名领取了应该发给该研究所的拆迁补偿款75495元,紧接着马某对到账的临时占地补偿款动起了歪脑筋,本来南水北调办公室对临时占地补偿是以每亩补偿1200元一共补偿4年的形式发放的,而马某指示村出纳只发放一年的补偿款,并且比照名单伪造了一份发放四年补偿款的补偿表,采取假冒签名按手印的方式,贪污临时占地补偿款443150元。还指示其他村干部采取虚构坟墓冒签村民名字的手段骗取补偿款21000元,在协助政府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过程中,马某采取冒用他们名义方式领取改厕补助款,非法占有3840元。
对于马某的贪腐,郑亚辉介绍,马某一直认为自己是村支书,村中的大小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在加上农村财务管理不严,监督不到位、村务公开流于形式,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落实,这才给马某大胆犯罪留下了犯罪的空间。
他认为,有关审计、纪检部门要加强监督力度,对征地、拆迁补偿款等重大事项实行专项审计跟踪监督。加强和完善村级财务管理,严格落实村务公开制度。
采购员5年收30万元回扣
供货商谢某和毛某希望宫某在钢材采购上给予他们照顾,想以回扣的方式向宫某行贿,但是宫某的警惕性很高,不同意直接受贿,他们三人商量出了一个办法,由谢某、毛某和宫某的丈夫出资100万元在外地成立一家钢铁贸易公司,让宫某的丈夫出任法定代表人,用这个公司收取回扣。
从2005年至2010年,谢某、毛某以这种方式向宫某行贿近30万元,为了掩饰该钢铁贸易公司单纯通过倒账获利的事实,谢某也操控该钢铁贸易公司开展了少量的其他业务。但最终宫某谢某毛某精心设计的行受贿手段在侦查人员的面前不攻自破,宫某企图以合法手段掩盖受贿事实的方法最终都成为了定罪的证据。
郑亚辉说,采购行业已经成为职务犯罪高发多发行业,特别是物资装备采购行业一些对于供应商选择、采购量分配有决定权或者较大影响力的岗位成为敏感岗位,处于这些岗位的人员往往成为不法分子拉拢腐蚀的对象。如果想遏制住这一现象,相关部门应积极探索敏感岗位人员定期交流机制,尽量避免采购人员、采购管理人员长期从事同一岗位,减少与供应商发生工作关系之外的其他联系的几率,降低其从事职务犯罪活动的风险。
根治“小官巨腐”还需疏通举报途径
对于如何根治“小官巨腐”的现象,郑亚辉表示,很多时候,人民群众向上级反映问题,就如同石头丢进了河里,只是听了个响。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基层人民群众自身条件的限制,很难通过恰当且合理的方式向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另一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对于人民群众的举报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降低。所以,疏通举报途径,是根治“小官巨腐”、响应人民群众期待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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