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程砚秋、沈雁冰:风雨兼程入党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半世浮沉。在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陷于危难之际,众多文化工作者选择中国共产党为精神依归,在其专业领域、用其特有的方式拯救国难,为党的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有这样三位代表,他们或抛弃旧知,追求新学,探索道路;或表演塑造,寄意于戏,以示丹心;或挥毫泼墨,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他们不惧危险为党工作,在敌人面前彰显民族气节,与党患难与共。他们追求理想的过程和入党的经历,给人以感召和力量。
杨度:几经风雨转变信仰 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偏僻的乡村,自幼苦读诗书,立志做度量天下之人,1893年考中举人。1895年,杨度会试落榜后回到湖南。1898年,杨度二度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败北。惆怅迷惘的同时,他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深受触动,遂弃科举倾新学,以期找到实现治国安邦的新路径。
在探求新知的过程中,杨度逐渐认识到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杨度应邀为清朝宪政考察组代写报告。按照他所勾勒的宪政蓝图,清政府预备仿行立宪,杨度被起用。于是,一介书生变为朝廷命官,为推行宪政改革奔走呼号。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他的首个君主立宪梦化成泡影。1913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聘请杨度为参政院顾问。一向将君主立宪视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的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呐喊。1916年,洪宪帝制覆灭,杨度被视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避难天津租界。而一年后的张勋复辟再次失败,连遭三次打击的杨度终于幡然醒悟,彻底放弃君宪救国迷梦。
正当其苦闷之际,五四运动爆发,杨度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在此过程中结识了中共领袖李大钊,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李大钊身陷囹圄时,杨度积极营救未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目睹了白色恐怖下大量革命志士惨遭屠害的一出出悲剧,杨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之至极为震惊,另一方面又被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便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倾尽晚年所有心力。为此,他变卖家产,将所得款项用于救助遇难者家属;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为党搜集情报,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党的事业做出独特贡献。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
杨度,一个末代王朝的知识分子,本可以享受相对富足的生活,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完成了从力主君主立宪到信仰共产主义,从鼓吹帝制的“罪魁祸首”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转身。
程砚秋:从艺术追求到信仰追求 罢歌而归农 停演以明志
程砚秋是我国著名的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1915年,他开始登台演出,结果一炮打响,成为戏院的红人,后拜师梅兰芳、王瑶卿,终使其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程派唱腔,成就一代艺术宗师。
凭借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程砚秋在京剧艺术界声名鹊起。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演员,而是在“艺术为人生服务”的理念指引下,自觉承担起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结合当时的现实问题,他排演了大量反映社会时弊、警世喻人的剧目,并参与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培养京剧人才。
“九一八事变”后,程砚秋义愤之余,决心用戏曲唤醒同胞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来。“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寇强令梨园公会组织北平所有梨园名角举办联合“义演”,制造沦陷区祥和安乐的假象。在梨园界久负盛名的程砚秋被日军威逼利诱,他留话“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1943年,程砚秋下定决心罢歌归农,停演明志,归隐北京西郊,向日寇作无声的抗议。
抗战胜利后,程砚秋返回京城,为表达喜悦之情,他举行各种义演。然而,战火的再次燃起使得他彻底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所抱的希望,这时,之前知之甚少的共产党却渐渐走入他的视野。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的几度拜访,让程砚秋深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目睹国家的新变化和国共两党之迥异,程砚秋决心向党靠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放弃财政工资、捐献收入,赴朝慰问演出,支援志愿军。
1956年夏,程砚秋前往青岛参加干部读书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1957年10月,在周恩来、贺龙的关心与鼓舞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3月,这位尚处于预备期的京剧大师溘然长逝,党组织批准同意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程砚秋把艺术大师的气节与历史见证人的角色完美结合,用京剧表演艺术表达爱国赤诚,在新旧面貌的对比中确定灵魂的归宿,终将艺术追求与信仰追求融为一体。
沈雁冰:矢志不渝坚守信仰 初创时入党 弥留时归党
五四运动后,沈雁冰(笔名茅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结识陈独秀,并为《新青年》杂志撰稿。1920年,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包括沈雁冰在内的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顺然转为正式党员。起初,党的各项工作处于秘密状态,沈雁冰以其工作环境为掩护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开展党内通讯联络工作,并在党创办的学校承担教学任务,领导、参与、报道上海罢工运动。
大革命期间,根据形势的推进和党的工作的需要,沈雁冰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各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谷,沈雁冰被迫开启隐居流亡生涯。紧张的国内气氛和复杂的社会形势,使他渐渐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苦闷彷徨之时,沈雁冰决心拿起手中的笔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从而踏上了文学创作征程。隐居上海期间,他创作了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第一部小说《幻灭》;1928年流亡日本后,创作了寄托革命前途信念的长篇小说《虹》;1930年返回上海后,完成了反映30年代国内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子夜》;抗战期间,继续创作了大量暴露国民党反动本质、歌颂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文学作品。从解放战争时期起,沈雁冰由文学创作转向对外文化交流、国家文化建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文化部长,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1981年,沈雁冰以孱弱之躯在病床上提出给中央写信,表达要求恢复党籍的心愿。这封信由他口授、其子代笔、他本人亲笔签名。完成这封信后,沈雁冰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3月27日,这位文坛巨星陨落。3月31日,党中央作出“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决定。
沈雁冰在党的早年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自觉担当革命“鼓手”和“号角”,在党胜利后继续为党奉献,弥留之际渴望追认回归。他对理想信念的终生追求,展示了什么叫做坚定与执着。
【点评】 在选择确定信仰的过程中,杨度、程砚秋、沈雁冰三位文化工作者的经历各异,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面旗帜。在他们身上,还明显地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居于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的乱世,还是处在社会稳定、和平建设的年代;无论是在追求党组织的过程中,还是在加入党组织之后,一旦确定了信仰归所,他们便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奋斗,诠释着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鼓舞更多的后来人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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