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杨其昌的革命情谊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的贺龙

杨其昌（资料图）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上的贺龙旧居。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办公

杨其昌，曾任黔军团长、旅长、师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2师师长、第11军第26师师长、第43军教导师师长。他与贺龙相识相知，结义盟誓，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受贺龙的教导和影响，同情革命，倾向革命，在军阀和国民党内部，为贺龙领导下的红军成长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相识相知，并肩战斗

杨其昌，号字行，重庆长寿人。1915年，军阀混战，刚满19岁的杨其昌经朋友介绍参加黔军，开始了戎马生涯。1923年，杨其昌在黔军彭汉章师第9旅任旅长，驻南川。贺龙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驻涪陵。那时，两人都只闻其名未见其面。1925年2月，贺龙任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随后进驻秀山。杨其昌则几经周折回到贵州。

1926年1月，贺龙率部驻铜仁，驻防黔东的师长杨其昌奉命探听贺龙部队的虚实。原以为贺龙部队是收编民团的杂牌队伍，装备低劣，军纪差。然而，到了贺龙部队的驻地，看到城内的市民安居乐业，商旅照常贸易往来，部队装备精良且军纪严明，杨其昌才知道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对贺龙顿生敬慕之心。两人相见后，彼此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贺龙说：“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救国救民的良谟。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国民革命的形势正在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北洋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分裂祖国，血腥屠杀人民，真是罪恶滔天。不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就不能统一，人民就不得安宁。”贺龙的话像一阵惊雷，使杨其昌深受震动。后来，杨其昌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次探访是我思想上的一次大转变，也是我投身北伐的起点。”

1926年5月，黔军从四川境内退入湘黔边境。6月，杨其昌任彭汉章部第2师师长，和贺龙所部同驻湖南沅陵。随后，贺龙部队移驻湖南澧州时，杨其昌部驻津市，两部相距20多公里，彼此交往频繁，友情逐渐加深。7月，贺龙率先通电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率部进驻常德。临行前，贺龙到津市动员杨其昌反戈讨伐吴佩孚。不久，杨其昌接受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改编，加入北伐军。8月，贺龙调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杨其昌任第2师师长，并联合发出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通电。

北伐前夕，由贺龙的参谋长严仁珊发起，贺龙、杨其昌、严仁珊在湖南沅陵饮酒盟誓，结拜为把兄弟。3人各自交出自己的生辰八字、祖父和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互相交换保存，并对天发誓：“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按照生辰八字，严仁珊年龄最大，排行大哥；贺龙比杨其昌大3个月，排行二哥；杨其昌排行老三。自此，志同道合的二人，情同手足，在北伐战争中并肩战斗，患难与共。

1926年9月中旬，贺龙和杨其昌分别率领第9军第1师和第2师与北洋军阀作战，于11月初攻克沙市，12月中旬占领宜昌。在战斗中，贺龙和杨其昌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取得了北伐战争中一个个的胜利。

宜昌之战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15师，贺龙任师长。1927年1月，部队奉调进驻武汉休整。2月中旬，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整编，杨其昌任第11军第26师师长，贺龙仍任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和杨其昌虽然分开了，但在武汉办事处经常见面。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国共合作遭受挫折。贺龙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用心，决心与之决裂。1927年6月，独立第15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贺龙升任军长。7月，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命令包括贺龙在内的第20军等部队沿江而下，东征讨伐蒋介石。临行前，杨其昌去武昌给贺龙送行。一见面，贺龙劈头就问：“字行，国共分道扬镳，你打算走哪条路？”杨其昌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分辨不清，回答说：“身体不大好，暂时只好坐守武汉了。”他没有跟随贺龙。

1927年7月27日，第20军全部集中南昌。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贺龙领导的第20军兵力占整个起义军的近一半）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斗争的历史。贺龙在南昌起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消息传到杨其昌耳中，因未能与贺龙同行，他深感愧疚。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调集第4军第10师“追剿”贺龙、叶挺部队。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担心杨其昌追随贺龙，便调杨其昌到湖北道山、通城驻防，列暂编师序列。

倾向革命，支持贺龙

1928年，杨其昌因为在黔军时与国民革命军第43军军长李燊是多年的同事，被任命为43军教导师师长，奉调参加第二次北伐。

在韩城镇，参加南昌起义的原贺龙部队副师长秦光远、团长陈让儒潜回湖南被通缉。贺龙将二人介绍至杨其昌处，希望将他们掩护起来。杨其昌把秦光远留在师部任参谋处长，陈让儒在师部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此事后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司令白崇禧探悉，要杨其昌将秦光远交出，杨其昌拒不认账。在北京，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指着杨其昌的鼻子说：“你师政治部搞些啥子名堂？你要注意是不是共产党搞的，得好好查一查。”第二次北伐结束，白崇禧说杨其昌部成员不纯，有共产党分子混入，要整顿改编。杨其昌得到消息后，把秦光远、陈让儒等先行送回四川。

1929年4月，杨其昌离开部队回到四川。来到重庆后，四川军阀刘湘得知杨其昌同贺龙有联系，便处处为难，使其无法立足。1932年初夏，杨其昌在涪陵明家场组织了1000余人的队伍。时逢他的黔军旧交毛光翔（贵州军阀）驻遵义，毛光翔约杨其昌移驻正安、绥阳一带，并委任杨其昌为第18路军黔北剿匪总指挥。杨其昌到正安后，四川、贵州方面带人、枪来投奔的有很多，他还收编了地方武装1000多人。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队伍扩充到6000多人。

1933年4月，杨其昌同王家烈（贵州军阀）作战，获得大胜。杨部一时声威大震，队伍迅速扩大。此后，杨其昌任第25军第5师师长，调驻沿河。

贺龙得知杨其昌又重拉队伍并驻守川黔边区的消息后，于1933年夏季，写信派人到杨部联系。杨其昌看了贺龙的信，经与来人密谈，约定红三军由咸丰来凤入川，杨部同时由秀山进入酉阳，以便会师，共创酉秀黔彭根据地。随后，杨其昌召集警卫队长向辉旭（中共党员）、团长朱举钦，说明情况，共商起义事宜，迎接贺龙入川。

这时，来投奔杨其昌、朱举钦的黔江“联英会”首领黄凤楼，得知贺龙派人到杨部联络的情况，也暗中写信告知黔江“联英会”，并“约期里应外合，迎接贺龙入川”。不料，黄凤楼的密信被黔江驻军查获，黔江守敌周化成团长得此情报，立即函告第21军独立旅旅长田钟毅。田钟毅闻之大为震惊，一方面电告刘湘，“杨其昌勾结贺龙入川”；一方面电令各县军团严密防范，彻底镇压“联英会”。

田钟毅奉刘湘命令给杨其昌来电，要追查黄凤楼的“密信事件”。此时，恰逢杨其昌部耒志余团反共气焰十分嚣张，妄图对杨其昌下毒手，借此升官发财。在如此险恶的形势面前，杨其昌在向辉旭的帮助下，以耒志余有反叛行动为由，将其全团缴械，并暗中把朱举钦放走，然后电告田钟毅，以“朱举钦畏罪潜逃”为由将此次事件掩饰了过去。

配合工作，舍身奉献

1934年6月，贺龙率部进驻南腰界，杨其昌写信给贺龙，要求投奔红军。贺龙回信说：“字行老弟，实话对你说，在武昌时，我要你跟我一起走，那是形势的需要，但是目前统一战线工作和斗争形势的要求，还需要你留在那边（国民党内）继续帮助和支持我们，这样，你发挥的作用更大些。”贺龙的一番话，杨其昌心领神会，决心留在国民党部队。

红军在川黔边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四川军阀刘湘急速调遣部队，“追剿”红三军。此时，占据川东南和黔西北一带的杨其昌，亦奉命“追剿”。得知贺龙率领的红军要通过自己的防区，杨其昌做了周密部署：一方面，他造势“进剿”舆论，故意虚张声势，应付国民党“剿共”总司令何应钦、王家烈和刘湘的督战；另一方面，他派人将“进剿”的路线及应对办法暗中告知贺龙，并派向辉旭率一个营，带上精良武器，迅速择路接近贺龙部队，待接上联络暗语后，佯败将武器、弹药交给贺龙的部队。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胜利会师不久，杨其昌奉命继续“追剿”贺龙率领的红军。杨其昌不愿意接受“矮子老鲨”（周燮卿）的指挥，去攻打贺龙部队，于是召集该师、旅、团军官会议，公开数落“矮子老鲨”的不是，激发部队对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他说贺龙如何厉害，恫吓士官。杨其昌以保存实力为名，要大家在行动中相机行事，让开道路，不得硬拼。

永顺战斗打响之前，杨其昌将部队部署在远离周燮卿部的把总河附近。周燮卿在龙家寨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杨其昌命令部队轻装，迅速撤离把总河，返回保靖，给红军部队让开道路，并借机佯败，留下大量的武器和物资。最终，红军顺利地通过杨其昌驻防的川黔边区。这也是贺龙和杨其昌在同一地方对峙驻军4年中，唯一的一次“交战”。

在湘、黔两军联合阻击红军的永顺之战中，周燮卿部几乎全军覆灭。杨其昌部也以损失惨重为由，将部队撤往湘、黔交界的新晃一线。1935年4、5月期间，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职务。随后，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的5个师，至此，蒋介石完全控制黔军。

11月，杨其昌部队被缩编为暂编第5旅，由晃县开回黔东南，驻防玉屏、清溪一线拦截红军。部队移驻新区时正值严冬，军队衣饷无着，军官士兵怨声载道。杨其昌借口队伍难维持，以怕出事为名，调回驻玉屏、怀化的蒲世胜团，让出贺龙必经之路，并派人通知刚在石阡上任才几天的县长刘树槐（杨其昌的老部下）设法退出石阡，回避红军。此外，他同时还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和驻黔绥靖主任薛岳虚报军情，以利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1月顺利通过杨其昌部驻地。

革命情怀，深情厚谊

1936年2月，杨其昌辞职回川，任重庆行辕少将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其昌开始经营工商，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溪开设黑色火药厂，专供重庆开凿防空隧道之用；在南川开设“三一”纺纱厂，供应军需；同时在老家长寿设立“久源铁厂”冶炼生铁，支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杨其昌关闭了经营的3个军需工厂，将资金转移，用作支援人民战争的经费。

1949年9月，杨其昌被逮捕，囚于重庆白公馆。11月2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屠杀。杨其昌、罗广斌等19人于次日凌晨1点，在看守杨钦典的协助下，打开牢门逃出白公馆。

新中国成立后，在贺龙的推荐下，杨其昌先后被任命为川东行署委员、工商厅副厅长、工业厅副厅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涪陵专员公署副专员等职。每次到成都开会，杨其昌都要到贺龙家去拜访。每次相见，贺龙总是激励杨其昌走革命的光明大道。

“文革”期间，贺龙被诬陷为“土匪”“军阀”“二月兵变的罪魁祸首”。林彪下令“认真审查一下贺龙与杨其昌的关系”。“贺龙专案组”派人到涪陵，把杨其昌关进监狱，隔离审查。监狱中，专案组要杨其昌按他们的指供写材料，让杨其昌承认和贺龙的关系是“土匪关系”。杨其昌怒不可遏，指着这伙人说：“在北伐中我和贺龙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关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是受贺龙教育，由不自觉到自觉反蒋的一个民革成员，我们不是土匪关系，是朋友，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关系。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1969年6月，贺龙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贺龙得以平反昭雪，杨其昌也随之重见天日。1984年7月，杨其昌病逝。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