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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书画——“旧王孙”与“咸阳布衣”

2016年08月16日来自: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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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岫

　　己卯岁（1999年）冬，南方某省文史馆编辑来京出差，电话问清皇室书画家溥心畬是否有一方闲章曰“咸阳布衣”，回答肯定；因为启功先生曾亲见此印并把赏过，应该属实。问：“溥心畬咸阳人乎？”答：“非也。”又问：“溥乃皇裔，称‘咸阳布衣’何意？”答：“咸阳，亦可作京城、皇城之谓。溥先生原有一印曰‘旧王孙’，‘咸阳布衣’语意与之相近。”又问：“有出处否？”答：“似由楚太子《思归歌》出，查北朝周庾信《哀江南赋》，易解。”下午，编辑携友同来，遂于书架检之。

　　按，北朝周文学家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梁朝诗人庾肩吾之子，其大赋《哀江南》篇尾有两句非常有名，曰：“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结响凄婉，收束震撼仁人之心。前句说汉李广将军夜饮归来被霸陵尉讥笑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后句说楚国太子完在秦国当人质，时楚王病重，太子不得归楚，作《思归歌》寄托哀怨之情，歌中有句曰：“去千乘之国，作咸阳之布衣。”（见《史记·春申君传》）因为当时羁留长安的他国王子不独楚太子一人，故庾信《哀江南赋》言“非独思归王子”。如此看来，“咸阳布衣”首出楚国太子的《思归歌》，无疑。

　　据《史记》、《资治通鉴》等载，当时楚顷襄王疾病，智者黄歇在秦国侍候作人质的楚国太子，闻讯，曾向应侯建议说：“楚王疾病不起，秦国如果遣返楚太子，太子回国能够继位，必可亲近秦国；如果不遣返太子，太子不过继续当他的‘咸阳布衣’罢了。但是，太子不能返楚，楚国会更立君主，新主必不事秦，这会失去与万乘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好机会。”应侯闻之有理，立即转告秦王，秦王遂同意放行。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薨，太子完即位，以黄歇为相，即以淮北赐封之，后又改封吴（今之苏州地区），赐号春申君。

　　此乃吾国古代政治外交运用权衡术的一则名例，后代皇胄贵宦一旦紫垣权倾，枢奥势颓。凡读过《史记·春申君传》或者庾信《哀江南赋》的，多半会以“咸阳布衣”顾影自怜。

　　庾信，出生书香仕宦世家，“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与才子徐陵协同担任过太子萧纲的东宫学士，后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羁留长安而不得返国，也做了一回“咸阳布衣”，所以对楚太子的遭遇，同情到著文揾泪，纯属惺惺相惜。

　　汉语言词语容易因诗因事成典，后人借用非常方便，但使用年久，有时语意也会因太过辐射而泛化，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初授校书郎，后移疾江南官杭州司马，暮年悲切过“迩来七十遂无机，空是咸阳一布衣”，明王士祯撰《居易录》卷二十九有“老作咸阳布衣”语，不过借用楚太子“咸阳布衣”事典而已，虽然借用已不限于皇胄贵宦，但借古慨今，多少可以聊寄一些北人寓南之叹。

　　布衣，即装束简朴的平民，也指崛起于平民阶层的文人。《史记·李斯列传》记丞相李斯从赵高谋，说：“斯，乃上蔡闾巷布衣也。”不避身世低微，后来初唐岑参因为惭愧功业不成，“羞见关门吏，还从旧路归”，索性作《戏题（城）关门》，理直气壮地吼过：“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这种不以“布衣”为耻的文人心态，表述于诗文，历代不胜列举。例如唐刘禹锡《题攲器图》有“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金元好问《鹧鸪天》有“墓头不要征西字，原是中原一布衣”，明张以宁“人生只合藏名姓，白首青山一布衣”等，皆以“布衣”高标自许。

　　文人雅命清高，喜好自诩“布衣”以明洁本尚朴之志，这是吾国士林文化中自怜自惜，达观知命的一种文化表述方式，犹如文人援笔，歌赋松竹，写画菜根，纸上所见松竹菜根而寄意远在气节清骨，读者唯有透彻表里，方解深意。所以，无畏岁月境遇的时空变化犹葆本色的博雅君子，厌倦仕途，欲归田园山林，通常以未曾与俗世同流合污而庆幸时，就会亮出“布衣”身份，标榜本色坚守的可贵。这就是“原本布衣”们追求返璞归真而宣扬本色复萌的心思。

　　大约只有读懂“原本布衣”们的心思，再理解溥心畬“咸阳布衣”的深层意蕴，才比较容易。溥心畬，原非布衣，是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的次孙，真正的旧王孙。印语“咸阳布衣”，对世人，是巧借典故亮明贵胄身份的委婉语；在己，当然谈不上什么布衣本色的回归感，不过是由贵胄沦落而为布衣，感伤国运颓败，怨尤身不逢时，隐约流露了埋藏心底深处对往事不堪回首的几多缱绻。

　　一九三九年民族危亡悬卵之秋，溥心畬拒绝日军所聘伪职且固辞不就，居西郊颐和园介寿堂闭门作画，“称疾不见官府政客”，因为对政事茫然难预的极度失望，不再钤用“咸阳布衣”印。己卯岁夏，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丛稿》，启功先生回忆溥心畬南渡前艺术生涯文又言及“咸阳布衣”印，笔者请教，启功先生说：“因为多时不见他用‘咸阳布衣’，问过，他只回了四个字‘案头不备’”。后来溥心畬出海舟山，移居台岛，这回去也，《阳关》难留，“咸阳布衣”印遂不知下落。

　　回顾至此，来客问：“溥心畬用‘咸阳布衣’作印语，是否对推翻清朝心存怨言？”笔者回答，社会多变，人生无常，纵有哀怨，也不奇怪，个中应该还有几多酸楚几多缱绻，也有几多无奈。至少溥心畬府中珍藏至贵的陆机《平复帖》，终于极不情愿地卖予了张伯驹，又镇府宝器中慈禧太后赐赏其祖父恭亲王奕的缅甸贡品祖母绿宝石，还有连启功先生都“所知所见，（他家）古画首推唐韩干画马的《照夜白图（古摹本）》，其次是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数十年间辗转流落，已无法再观，有方“咸阳布衣”印，有何不可？

　　是人，都有得失感，得而喜，失而怨。王孙溥心畬，也不例外。这些都是饱经历史风雨沧桑后真实的文化包浆。有，正常；没有，或许就不太正常。

　　送客出门，笔者又作奉告，溥心畬不但有“咸阳布衣”印，而且曾经在精裱好的十数通画格小长卷上，不厌其烦地用小楷书写过庾信的《哀江南赋》。先在京沪，后次台湾，续写无尽，内中隐隐的那份“咸阳布衣”的哀怨伤痛，唯知者知之。

　　吾国文化，凡值得说道点什么的，都有讲究；即使是一句陈语，一角扇头，一方闲章，苟能味及人生，也是一份不大不小的文化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