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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不搞特殊化：让女儿当一名钳工

2016年11月15日来自: 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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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耿飚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由于当时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他还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文革时期，耿飚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房子很小，耿家连老带小共有八九口人，无法居住。耿飚没法子，就让已成家的子女自己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送到山东济南，拜托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给找份工作。当时，对女孩家来说，最时髦的工作莫过于上军校、当兵。但是，耿飚不许老战友杨得志以权谋私，坚持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一名钳工。

　　上个世纪70年代后，耿飚相继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职务。他依然要求孩子们服从国家分配。如对工作不满意，征得组织同意后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到做到，从不食言。

　　在耿飚任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在光电所工作的儿子耿志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就向父亲提出调动的要求。

　　哪知，耿飚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耿志远纳闷：“我向您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

　　耿飚的回答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耿志远明白，父亲这种严格是对自己的一种爱护，便不再争辩。

　　不久，耿志远靠同学的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他靠其父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耿飚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员对耿志远进行调查，结果证明，耿飚在儿子工作调动上，别说插手，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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