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职工带娃难，亲子工作室有戏吗？

       我国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受限于当时的发展需要，而取消了“企办园”的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不适合我国现在的状况，时代有所变化，我们的选择也要适时改变，我们要更清晰地选择适合这个时代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摒弃。

　　□　本报记者 朱琳

　　8月7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的《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让不少娃爸娃妈看到了希望。

　　上海市总工会鼓励在全市职工需求集中且有条件的企业、园区、楼宇等单位，探索开展职工子女全托、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上海已开办了68家职工亲子工作室，其中有55家开办了暑托班。

　　对于这一规定，各地民众纷纷点赞，认为其破解了职工带娃的“痛点"问题，带了个好头，值得各地推广借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王家娟认为，可以将“企事业单位办园”纳入学前教育立法中，不仅可以补充“公办园”的不足，还可以缓解学前教育资源的紧缺问题。

　　找个称心的幼儿园不容易

　　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刘薇，有个3岁的女儿。9月份，女儿就该上幼儿园了，但是在家附近却没找到一家公办幼儿园。

　　刘薇转了几家民办幼儿园，都不太满意：“环境、师资力量稍好些的，一个月要四五千元，双语幼儿园收费就更高了。便宜一些的，条件又不好。”

　　刘薇的工作单位在海淀区，单位附近有一所211大学，学校里就有一个附属幼儿园。她专门去这家幼儿园了解过，觉得各项条件都不错，收费也不高，关键是她上下班正好带女儿上下学，实在太方便了。但是，这家幼儿园只招收本校内部教职工子女入园。

　　刘薇听说，如果名额不满或有转让名额，可以适当招收校外人员子女。于是她就在社区论坛上发布了一条急需幼儿园转让名额的帖子，但是两个月过去，帖子也无人问津。随后，幼儿园招生办也传来消息，招收人员已满。

　　“真是一园难求啊！”刘薇无奈地告诉记者，为了不耽误女儿入园，与家人商量后，他们选择离家3公里远的一个民办双语幼儿园，每个月5500元。

　　刘薇说，女儿入园后，除了家庭开销大幅增加外，更棘手的问题是，他们没法按时接送孩子，只好将孩子的姥姥姥爷从农村接来。

　　刘薇的同事刘晓娜，尽管儿子早已上了幼儿园，却也被孩子的问题困扰。在儿子幼儿园放暑假期间，因为家里没人看孩子，刘晓娜一直把4岁的儿子带在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儿子。眼看幼儿园就要开学了，跟着妈妈上了两个月班的儿子终于可以去幼儿园了，可新的问题也来了，谁负责接送呢？

　　刘晓娜说，她和同事们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单位能有家属幼儿园，就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由父母接送，上下班和上下学谁也不耽误，自己也能安心工作。

　　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秦涛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入园难、入园贵是学前教育中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城市的通病。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稳定增长，很多欠发达地区的人们纷纷涌入一线大城市，他们的孩子也进入城市生活，城市资源结构失衡。

　　在秦涛看来，由于我国学前教育基础薄弱，面对日益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显现出供求不畅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刘焱就曾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的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指出，我国20.99万所幼儿园，公办园仅占24%左右，企事业办园占比9%左右，民办园占比达到66.36%。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公益普惠”程度较低，民办幼儿园占比过高，质优价廉的公办幼儿园数量明显不足，“公办民办并举”格局尚未形成，质优价廉的公办幼儿园成了“一位难求”的稀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由于我国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和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责任，减轻了社会负担。但随着这项制度的取消，我国普惠性幼儿园短缺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秦涛指出。

　　“与此同时，家长对孩子教学的重视程度在持续提升，教学竞争的起跑线在提前，越来越多的家长想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加优质的学前教育，但是由于私立幼儿园与公立幼儿园之间有较大差别，使得家长们还是更偏爱公立幼儿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说。

　　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北京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在收费方面差距很大，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普遍较低，与城市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无明显关联。在实际收费过程中，叠加餐费、学习用品费、保管费等费用，公办幼儿园的总体收费一般在每月600至1200元，仅为同档次民办幼儿园的四分之一。

　　“由于民办幼儿园收费高，再加上我国二孩政策的放开，不少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对于这样一笔费用更是难以承受，有的甚至拖累年迈的祖父母，出现拿老人的钱养孩子的现象，有的直接让退休的老人专门负责接送孩子。”王家娟说，如何解决孩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不仅是每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应当重视的民生问题。

　　支持企办园呼声高

　　身为教育工作者，王家娟也同样被“入园难”困扰着，她的孙子快两岁了，家里人说要提前争取一个公立幼儿园的名额，就怕晚了报不上名。

　　“如果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王家娟谈起二三十年前，她儿子上的幼儿园就是单位自办的。那时候，王家娟上班的时候就将儿子带上送到单位附属幼儿园，下班的时候，一并将儿子带回家。

　　“中午还可以去瞅瞅，及时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动态，对孩子的成长教育都有好处。”王家娟说，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安心工作，不用担心孩子的状况。

　　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各地也有很高的呼声。

　　今年深圳市人大会议期间，“如何调动资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引起了60余名市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深圳市人大代表刘也认为，企事业单位创办幼儿园或幼儿教育中心是削减入园压力、节省成本、稳定企事业单位长效发展的创举，支持优质公办园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办学，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化发展。

　　深圳市教育局近日表示，将启动对《深圳市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的修订，探索举办规模较小、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办学。

　　安徽省近日公布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年)，明确支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扩大特殊学前教育资源，优先利用中小学闲置校舍进行改建或增设附属幼儿园。

　　2016年9月到11月，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职工因为保姆费居高不下等原因选择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料。其中，绝大多数职工赞成企事业单位参与办托儿所，近九成网友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托儿所。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有很明显的优势，本身这些同一个单位的家长之间彼此认识，下一代们在一起也就减少了冲突，降低了由于不同文化阶层带来的隔阂，给孩子的成长营造了更融洽的氛围，也便于幼儿园管理。”秦涛说。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有利于女性工作者的解放，有利于改变广泛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管华解释说，不少女性在工作和带孩子上难以两全，造成工作单位不愿意雇用这种“有负担”的女性，如果带孩子与上班能够同步进行，那么由此带来的歧视可能会大大减少。

　　秦涛补充说，这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加入，而不必担心家庭和工作不能兼顾的问题，企业给员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员工必定会在工作中给予更多的回报，从而产生双赢的效果。

　　企办园并非走过去老路

　　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目前仍有不少争议，其焦点是，重提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是否在走几十年前的老路。

　　西安文理学院教授魏奇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幼儿园并不陌生，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办社会”，如果现在再回到这种模式，无疑是一种倒退，容易混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责任，将本该社会承担的责任推给了企业，使得企业不堪重负，不符合现代企业的理念。同时，优先保障本单位员工子女入园需求，容易制造学前教育不公平现象，把幼儿园变为了企事业单位对员工的福利，产生“画小圈子”的问题。

　　还有专家指出，各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往往幼儿园的负责人、师资力量，都由企事业单位配备，幼儿园成为企事业单位的附庸，导致学前教育管理混乱，在多头管理之下，地方教育部门难以对幼儿园进行有效监管。

　　对于这样的观点，秦涛并不认同，他说，我国现阶段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以前企业结构只有国企，而现在私企和国企外资企业等同时存在，对于幼儿园的经营状况，也不再是一味地成为拖累企业财税的负担，而是能够自负盈亏的、具有市场特点的一种办园规划。

　　王家娟对秦涛的观点表示赞同，她说，我国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受限于当时的发展需要，而取消了“企办园”的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不适合我国现在的状况，时代有所变化，我们的选择也要适时改变，我们要更清晰地选择适合这个时代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地摒弃。

　　“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年的企办园为我国双职工家庭解决孩子学前教育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养大了那个时期的好几代孩子。”王家娟认为，现在面对入园难、入园贵的状况，重拾“企办园”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

　　王家娟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对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普遍持支持态度，而且也不是强制要求每个企事业单位都要办幼儿园。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可以主动申请，作为试点，这样就减少了强制摊派任务产生的问题，也给予有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事业单位一个机会，对其宣传也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彰显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对于自己的员工也更具有凝聚力。

　　记者了解到，一些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在自办幼儿园、托儿所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今年3月，京东总部的托幼中心正式开张，员工子女不仅可以免费入学，还可以免费享用为宝宝们提供的母婴产品。京东总部的托幼中心是面向员工的临时早教机构，接收4个月到3岁的孩子，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

　　但是有专家指出，企事业单位自办托幼机构仍面临不少困难，硬件设施、师资、消防、食品卫生等问题，都需要企事业单位一一解决。

　　“以前企业想努力甩掉被它们看成是负担的幼儿园，现在又重新让它们开始办幼儿园，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是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秦涛说。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11年，中央财政设立“扶持城市学前教育发展奖补资金”，针对城市学前教育发展的难点和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城市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其中规定，扶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和集体办幼儿园，中央财政依据各省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扶持资金数给予奖补。

　　魏奇进一步建议，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以实行公用经费补助政策，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减轻办园负担，进一步提高办园质量。同时，还可以采用发放“教育券”的形式，让所有的公民为孩子自由选择不同层次、性质的幼儿园，以“教育券”抵扣入园费，超出部分由其自身承担。

　　王家娟认为，还可以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灵活办学体制，鼓励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兴办学前教育机构，满足市民对学前教育优质、多样化的需求。

　　对此，秦涛十分赞同，他指出，为了避免将社会责任抛给企事业单位，国家也应该号召相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力量积极参与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应当兼顾社会公平原则，不只是对本单位内部员工开放，还应该对附近居民开放，采取就近入园等原则，保留一部分社会名额。

　　“幼儿园的建园标准是很高的，对于园舍场地、设施设备、食品卫生、设施安全、人员配备等都要达到相关标准。”王家娟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严格办园审批，对于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先行开放一批，并制定督办内容，严格按照《幼儿园管理规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并采取日常巡查、专项督查、全面检查等方式予以监督。

　　尽早启动学前教育立法

　　王家娟认为，我国应当将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纳入学前教育立法中，既彰显国家的重视程度，又能对企业办园起到一定的指导规范作用。

　　管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全国层面的学前教育专门法，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其性质归属不清，相关部门过于强调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性，将学前教育工作的主要责任推向社会和市场，导致政府投入严重不足，靠自收自支维持生存，质量缺乏保障。

　　管华认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整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偏低，经费无法保障，其办学质量和效果可想而知，而且就算政府进行补贴，也仅仅补贴公办幼儿园，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想要得到发展并不容易，这也并不利于建设发展普惠性幼儿园。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如果长期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公平。”管华强调。

　　曾在2000年被评为“国家级骨干教师”的王家娟，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问题她有很多话要说，她认为，3岁到5岁的孩子正处于大脑智力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正确地引导和示范，对于这些孩子的成长教育应该最用心，所谓“3岁看到大，5岁看到老”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如果在这个年龄段养成良好的行为意识和性格脾气，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好处。

　　在王家娟看来，学前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是“深入骨髓的教育”，而在我国教育体系链中，学前教育却是最薄弱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表达不清楚自己的需求，家长和老师也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在这个最应该得到良好教育的时间段，却被人为地忽略了。”王家娟说，我国大学比起学前教育资源要丰富得多，但其实越小的孩子越应该受到好的照顾。

　　早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初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家娟就曾领衔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的议案，呼吁政府加大投入，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

　　“关于学前教育的立法，我国相关部门从2004年就开始调研，虽然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但那毕竟不是法律，不能依法有效地规范学前教育的有序开展。”王家娟说，应尽早对学前教育进行立法，这其中对于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就可以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也有利于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