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学森科学道德境界的认识

       从2001年至2011年，李明、顾吉环等几位钱老身边工作人员陆续编辑出版了《钱学森手稿（1938—1955）》、10卷本《钱学森书信》、6卷本《钱学森文集》和5卷本《钱学森书信补编》等书籍，内容涵盖了钱老一生涉及的全部科学领域，可谓“钱学森百科全书”。自2012年起，他们分专题更深一步研究钱学森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对他的科学道德境界的认识也愈加深入。

一

    钱学森文稿中有大量体现其在科学道德上的“想法、说法和做法”。1983年3月，钱学森就科学道德问题作过全面系统论述。比如在追求维护科学真理上，钱学森强调“要把理论和实际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既反对机械唯物论，又反对唯心主义”；在激励科学创新上，强调“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在学风问题上，强调“学问的事不在于起哄！对此我辈要有信心，千古自有评说”；在学术民主上，强调“一定要有学术民主和充分民主上的集中，正确的方法是要靠集体的智慧，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干”；在对待名利地位上，强调“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在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上，强调“我们当参谋的，要善自为之，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等等。

    我们几位编者有幸在钱学森身边工作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从钱学森这些言行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从钱学森近千万字的文章、讲话、报告以及书信中，把有关科学道德的论述和故事整理出来，编辑成《科学道德——钱学森的言与行》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道德抽象而无形，却是客观存在，能被人们所认知。那么，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和理解钱学森的科学道德境界呢？

    一方面，理想信念是道德的基础，一个科学家的科学道德境界与其理想信念密切相关，正是在科学上的广泛追求、坚定信念铸就了钱学森高尚的科学道德境界，并使其在一生的科学实践中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另一方面，科学道德境界体现在有形的科学贡献上，没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境界，科学研究本身将受到影响，难以取得高层次的科学实践成果。

二

    钱学森在科学上作出的杰出贡献、在科学道德上达到的境界以及获得的至高科学荣誉，根本动力在于他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1955年9月17日，被美国无理扣留5年之久，即将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的钱学森吐露了回归祖国的心愿：“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不打算再回到美国，我要尽最大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一位菲律宾华侨从报纸上了解到钱学森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归祖国后，深受感动，到船上探望钱学森，并问：“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钱学森的回答是：“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钱学森用毕生心血践行了自己的心愿，始终不改初衷。1991年10月16日，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后的答谢词中，80岁高龄的钱学森表示自己“并不很激动”，原因是“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在答谢词的最后，钱学森又道出了另外两个原因。其一，“今天不怎么激动也还有另一个道理，就是在刚才领导同志的讲话里，在聂荣臻同志的贺信里，讲人民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我想，但愿如此。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我怎么样，还有待于将来吧。”这段话的蕴义是钱学森一贯坚持的“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其二，钱学森在答谢词中再一次坦露出自己余生的心愿：“我有个打算，我的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从这两点中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心中装着的始终是中国人民，他最看重的是人民对他的最后评价。他在80岁高龄时的心愿仍然是为人民服务，是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有着如此坚定信念而且还在继续努力实现自己心愿的钱学森，在至高荣誉面前是真的“不激动”。

    事实上，钱学森晚年还有更加宏大的理想——将东西方文明的优秀精华集成起来，创立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正如钱学森在1991年1月15日致孙凯飞的信中指出的：“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纠正这一缺点（指西方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所谓科学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取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统一扬弃为新的文化。这就是我说的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三

    钱学森的科学道德境界和他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崇高的科学道德境界，钱学森不可能作出如此杰出的科学贡献；而另一方面，科学上的卓越建树也不断提升着钱学森的科学道德境界。

    钱学森的科学贡献体现在其科学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体系两个方面，前者是“立功”，后者是“立言”，而科学道德则属于“立德”；“立德”的境界要由“立功”和“立言”的水平和层次来反映和体现。

    在“立功”方面，邓小平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些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表示：“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做的只不过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系统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真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另一方面，钱学森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最看重的是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在他看来，“两弹一星”应用的是成熟的技术，是他在美国就从事过的。而他从“两弹一星”工程实践中提炼出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后来发展出来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以及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

    在“立言”方面，钱学森在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系统性”上作出了自己的创新性贡献。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而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各项科学技术也应该是普遍联系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不但要“能够指出自然界多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要“指出多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也有一段名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而现实情况是，以还原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越分越细。钱学森认为：“这种只讲分不讲合的研究方法就有点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了，这样分得越细就越看不见全貌了，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嘛。一棵棵树看得很清楚，但整个森林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钱学森将以分析为主的西方还原论思维和以综合为主的东方整体论思维辩证统一起来，开创了系统论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他提出的这个体系，在横向上包括从各自不同角度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11个科学部门，从纵向上打通过了每个科学部门从实践经验到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道。钱学森说自己“用了70年的学习才悟到以上道理”，“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后”。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最喜欢的一副对联，也是其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他理所当然地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归国六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