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光大“召公仁爱”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召公姬奭的仁爱思想尤其值得重视。它对于当前加强干部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甘棠遗爱传千古，仁爱思想渐辉煌
     在人类历史上，“官“是与“民”相对而言的。任何官、任何政府，都有一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是以仁爱之心善待之，还是以虎狼之心吞噬之，是好官与坏官、善政与恶政的分野。
     召伯，亦称召公，本名姬奭，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周公旦之同父异母弟。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曾同周公旦一起平定武庚之乱，为形成“成康之治“做出巨大贡献。与周公旦分陕（今河南陕县）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他常巡行乡邑，曾在甘棠树下决狱治事，认真替百姓做事。在他的治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后因以“召”为颂扬官吏政绩的典故，并形成一个特定词语——甘棠遗爱。
     召公这种爱民、为民的仁爱思想和高尚道德，受到后世老子、孔子等许许多多大学问家的高度评价。召公之后，对“仁”讲得最多的，是孔子。在《论语》中，专讲“仁”的就有58章，共出现“仁“字105处。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们接人待物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其中，最为孔子推崇的，是“爱人”，人应该对他人有爱心，能够同情、关心和爱护。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展了 “仁者爱人”的思想，把“爱人”奉为“仁”的核心，把孔子的学说也称为“仁学”。在两千多年儒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牢固的观念：做人，就得讲究仁、懂得爱，应该对他人同情、关心和爱护， 否则就不够“人字那两撇”，没什么“道德”可言。做“人“如此，做“官”就更得讲究“仁”、“爱”了。《菜根谭》说：“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
     正是在召公仁爱思想的引领下，我国传统官德理论中逐渐形成了官民一体、人间大爱的系统思想。主要是：
     官是人，必行“人道”，而仁为人道。《周易·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是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的意图，是为了顺从宇宙万物的本性和事理。其中做人的基本道理，即人道，就是仁和义。
     官与民共处，必须心中有民，有民则需由己推人，行宽恕之道。“恕而行之，德之则也。”对人实行宽恕，是处理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宽恕是仁的重要内容，受到孔子高度重视。他在《论语》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要想站得住，同时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要想通达，同时也要让别人通达；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于别人。孟子进一步指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按照推己及人的恕道努力地要求自己，就是追求仁德的最近途径了。刘向说得更明确：“夫仁者，必恕然后行。”仁德之人，办什么事情都要先设身处地为别人去想想，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官的职能是管理众人之事，有德之官必须爱民抚众。所谓“仁者爱人”，不是只爱几个人或少数人，而是要爱众人。古代墨家主张兼爱。他们对“爱人”的理解是：“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等到普遍地爱所有的人，才算得上“爱人”。兼爱的要求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其家若视其家，视人其身若视其身”。要像爱自己的国家、家庭、身体一样，去爱别人的国家、家庭、身体。兼爱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天下所有的人都彼此相爱，谁也不欺侮谁。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对仁爱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为仁”，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从而明确要求为官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
     爱是相互的，官只有真诚地爱民，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戴。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考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孟子和墨子的这两段话，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也会对你怎么样。做官的想让百姓爱你么，那么你就去爱百姓吧！
     仁爱者必善待别人，不苛刻待人。有学者这样说：人生历程如问穿过一片荆棘，而偏偏我们穿着道德的棉袄。谁能穿着棉袄钻过荆棘而不被钩挂得处处破绽？盖棺论定之时谁能保证道德上的完璧之身？脆弱的人性，需要最大限度的宽容。艰难的人生，需要慈悲的情怀。所以，孔子讲的仁爱，讲的恭、宽、恕，是保持正常人际关系的必然要求。孙中山先生这样说过“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二、爱民情深如父母，为民执政方久长
     召公的实践告诉后人，对官来说，有没有仁爱思想，是大仁还是小仁，不取决于说得怎么样，而取决于做得怎么样；要看施行的是仁政、德政，还是暴政。
     深受召公仁爱思想影响的孔子，毕生追求的是以仁德思想改造社会，“治国平天下”，创造了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以“德政”为主的治国之道。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如果以仁德思想从政、治国，那么人民就会像群星围绕北斗星运那样，自然而然地围着领导者转。他着重强调的德政观点是：
     其一，重视对人民的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仅靠政令、刑罚来治理国家，老百姓虽然服从统治，但是不会心悦诚服；只有以道德去教化、引导人民，并把“礼“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才能产生羞耻心，自觉自愿地服从统治。孔子坚决反对“不教而诛”，认为这是“虐”，是从政的“四恶”之首。
     其二，要行“宽”政，“宽猛相济”。孔子认为，只有“宽”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这叫“宽则得众”。“宽”政的主要内容，就是“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要给老百姓一定的恩惠、利益。当然，也不能为政过宽，否则百姓就要傲慢起来，不服从统治，还要有严厉的手段做补充。只有“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
     其三，知人善任，“举贤才”。孔子提倡“尊贤而容众”，“贤贤”。为此，要学会“知人”，主要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举贤才”，就不能求全，应善于“赦小过”。
     其四，以中庸之道作为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中庸，是孔子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世的准则，是种至高无上的美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按照中庸之道处理政务，就应该不偏不倚，调和持中，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
     其五，为官者要以身作则。孔子特别重视官的表率作用，把“以身作则”当作一项治国原则提出来。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不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要官的表率作用发挥得好，百姓就能够听话，政令也可以畅通。否则就是相反的效果。孔子有一句人们熟知的话，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们对此有过各种解释。其实，里面包涵着以身作则的内容。只有“君”像个国君的样子，“臣”才会是个好的大臣。“君”如果“不君”，那么“臣”也只能“不臣”。父子之间也是这样。虽然孔子这些思想有太多的“人治”味道，但所强调的为官者以身作则，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真诚地把官员称为父、母的也实有其人。《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吋，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据说是西周召公的后裔。“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说来也巧，时隔不足百年，至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百姓又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杜诗，字君公，少有才能，担任郡功曹时，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由是全郡71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自此“父母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

     三、与时俱进爱人民，仁爱精神大发扬
     仁爱思想的提出和传播，是社会进歩的标志，对古今官德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历史上，几乎所有“好官”、“清官”都是仁爱思想的实践者。但是，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一是先秦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贵贱等级差别的；二是“兼爱”观点确实好听、动人，但是里面超阶级、超现实的空想成分很大；三是仁爱思想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基础，因而在实践中的生命力很脆弱。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今天，对党和政府以及所有干部来说，爱人民具有多方面的要求：
     首先，要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公民，不管是普通群众，还是领导干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们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真正理解这个道理的领导于部，总是以人民群众中普通一员的身份，以人民公仆的形象，与人民群众交往。在群众面前，他们没有任何官架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虚心聆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些领导干部不是这样。他们当了官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比群众高明得多、高大得多，于是，总爱在群众面前摆官架子，摆老资格，摆英雄谱。这种干部，能谈得上“爱人民”吗？其实，情况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
     其次，要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爱人民，不能是一句空话，必须给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尤其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第三，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权利，包括以各种方式参与领导决策和选举、罢免、监督干部的权利。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指出：“对于爱人民，我们可以具体说明如下：要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有事做，有书读，有饭吃，都要各得其所。”
     第四，保卫人民的权益，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做化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有违法犯罪行为，有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因而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有时还会受到侵犯。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保卫。人民武装力量和司法机关要出来保卫，一切干部都应该运用自己的权力和权威，站出来讲公道话，伸张正义，煞住邪气，使人民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在危害人民权益的行为面前退缩的干部，决不是“爱人民”的干部。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 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在我国政治史、思想史上，召公奭是位伟大人物，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他，继承和发扬他的仁爱思想。干部树立了仁爱思想，才能成为一个好干部；党和政府坚持仁爱思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