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新气象:“打工诗歌”进工厂

       “打工诗歌”，紧跟中国社会发展潮流，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惊响后，无数打工者从四面八方的贫穷乡村涌入大都市，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书写的是打工群体的苦难、坚韧、抗争、激情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大众的状况与心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打工诗歌，专为打工者著书立传，是打工群体的精神港湾。

         近日，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作品》杂志社承办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朗诵会”系列活动首场在东莞市最大女鞋公司华坚鞋业集团举行。有近800名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的工厂工人参加。诗人代表、工人诗歌爱好者们现场朗诵了几代打工诗人的代表作，有诗人方舟的《机器的乡愁》、诗人谢湘南的《忙碌的人群是坚固的》、诗人杨华之的《喊故乡》、建筑工地装修工程鹏的《安装插座》等作品。

       “这些诗歌满怀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读者可以感受到工人们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著名诗人、《作品》杂志社社长杨克说。

        正如本次“打工诗歌”进工厂——《南方的声音:打工诗歌的崛起与末来》、《中国制造的声音:打工诗歌的世界性》所宣示的那样，笔者对打工兄弟姐妹候鸟般的生存状态以及虚空孤寂的精神生活状态有着极为深刻的经历与印记。对打工诗歌这一异军突起的篷勃景象有着切身的体会与感受。每每谈及，不禁使人热血沸腾，情绪激昂。这个群体，需要我们其中一部分人为我们自己提供精神食粮作为养料鼓气，需要专家学者出来为我们著书立传树碑，更迫切需要打工前辈的作家、诗人们高瞻远瞩、勇挑重担，不分东南西北中，整合资源，抱团给力，坚定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整个群体指明方向，标榜与激烈所有打工者积极参与，多向沟通，经常互动，真正让打工群体感受到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可以依靠，让打工诗歌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传播开来，振奋起来，使之名正言顺，声名鹊起，于中国文坛作为一股新气象屹立在大江南北，与主流文学如鸟之两翼、车之四轮并驾齐驱，互为补充，竞相争艳。

        抱着一股想要为打工群体与打工诗歌做点什么的强烈愿望，笔者怀着浓厚的求知欲望，采访了打工诗歌开山鼻祖、增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罗德远老师，他就“打工诗歌的来路、兴盛与未来”向笔者做了详实而清晰的解读，现将内容呈现如下，以供我们这个群体互勉，以飨全社会读者。

        笔者:罗德远老师，您好!您被打工群体的工友们尊称为打工族与打工诗歌的代言人，您方便谈一谈打工诗歌?

        罗德远老师<以下简称罗德远>: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来采访，感谢你对打工群体与打工诗歌的关注，让我有机会谈点关于这个群体和打工诗歌的个人感受。

       梳理打工诗歌过去脉络，方能认清未来。

       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声音

          ——打工诗歌的发轫、兴盛与未来

       打工诗歌的发轫

       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将迎来40周年。伴随改革开放的特殊产物“打工诗歌”，从艰难诞生、饱受争议到如今的顽强挺立——打工诗人们以他们卑微的身份，发出来自底层催人泪下的呐喊：乡愁的折磨、流水线上的爱情、流浪的艰辛屈辱、城市边缘人的无奈，以及逐渐对都市文明的向往，对公平正义合理的呼唤，个人的奋斗和希望，成为打工写作者们内心迫切的诉求。一大批年轻的进城打工者，由最初的新鲜好奇，到逐渐的迷茫失落，像找不到家园的孩子，带着永远的伤痛与遗憾——诗歌，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或曰精神家园。

        缘于此，打工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时代历史特殊情感的抒写者。由于打工者的生存缺乏安全保障，到处是命运的陷阱，对苦难的抒写对命运的控诉，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有人责备他们的作品缺乏创新、技艺不够纯熟，甚至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产品的时候，却不曾俯下身来，体验、观照底层生活的艰辛苦楚。打工诗歌的抒写是对身心压力的一种纾解，更是对社会和命运不公的凄楚诘问；一部分有知识的打工写作者，在此期间开始他们的理想追寻，他们在满足生存和需求之余，开始对精神的向往和梦想的追寻，侧重对底层正直心灵的开掘与提升。

        打工诗歌的出现，一些关键时段不应忽略。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文化站创办手抄复印的《加班报》，发表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作品被《诗歌报月刊》推介选用；1990年代，《佛山文艺》开辟诗歌栏目“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1994年9月，徐非在广东佛山《外来工》发表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经《羊城晚报》披露后，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1996年2月，《打工报》在广东中山市创刊；1997年，打工诗人谢湘南参加诗刊社第14届青春诗会，诗集《零点搬运工》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1年5月31日，由徐非、罗德远、任明友、许强等发起、创办的民间诗报《打工诗人》在广东惠州创刊，打工诗歌写作者从此有了一个集体发声的平台；2005年10月，打工诗人郑小琼参加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诗坛出现郑小琼现象引发热议；2006年11月上半月，《诗刊》以“我们在底层用汗水浇铸城市与诗歌——《打工诗选》作品选辑”，集中选发20位打工诗人的23首作品；2007年5月，由《打工诗人》编辑出版的《198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出版，这也是打工诗歌首次通过选集形式亮相诗坛，一时间引起热议，选集很快被打工者、打工作者和研究者订购一空，颇有洛阳纸贵的意味。

         打工诗歌的崛起与兴盛

        文学从来不会与时代断裂。打工诗人们像深山开掘的石匠，自己为自己喝彩，自己为自己壮行，用沉甸甸的笔记录下自己及一代人的精神史。在我看来，打工诗歌的崛起与兴盛，得益于几个方面的推波助澜：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近20年，纸质媒体的盛行，让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打工者通过阅读方式了解生活与世界。《佛山文艺》《外来工》《大鹏湾》《嘉应文学》《惠州文艺》《江门文艺》《飞霞》等媒体，成为他们其时饥不择食的首选。这些纸质媒体通过原汁原味刊发打工者作品，引起他们普遍共鸣，发行量巨大。本人先后在《嘉应文学》《惠州文学》《飞霞》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之后在广东劳动保障杂志社《创业者》工作，编选过大量打工诗歌作品。打工诗歌的抒写与阅读，成为他们业余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与此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下乡不同，城乡差距及对文明的向往，大批青年选择南下珠三角、长三角，环境、身份、待遇以及心灵碰撞等因素，引起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的关注，打工诗歌现象成为解析时代、社会最好的元素或文本。截至目前，有超过上百位国内专家学者、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海外学者，均以打工生活或打工文学为切入点，或撰写评论、论文，或了解中国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巨变，有的社会学者、评论家或亲自经历或体验，对打工生活有着切肤之感受，深刻理解处于绝对弱势的这个群体，并寄予深深热爱，像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畅，打工文学评论家柳冬妩、鄢文江等等，有的认真研读打工诗歌作品，通过文学评论等方式推荐、发掘出大量优秀作品；此外，诗刊、作品、诗选刊、诗歌月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全国20余家著名报刊，纷纷选发打工诗歌作品，其中诗刊、作品、北京文学、诗林、华夏诗报等，更是用专辑形式集中推出打工诗歌，让打工诗歌这个“下里巴人”登上大雅之堂，得以与“阳春白雪”齐美；而一些对底层生活并不了解的专家学者，认为打工诗歌语言粗糙、技艺不成熟，从而予以否定或有意无意的遮蔽，却反而促使打工诗歌更顽强地成长起来。

        打工诗歌的未来

        打工诗歌引起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的热评和争议，已经说明打工诗歌的社会、文学价值及意义。不了解打工诗歌诞生背景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噱头。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作为一种劳动者为时代写下的精神篇章，可以冠之以很多帽子：底层诗歌、劳动者诗歌、行吟诗歌等等，其实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艺术呈现并深刻揭示了时代与社会真实的一面，更让那些破碎迷茫的心灵走向丰盛，重塑高蹈的理想与坚韧的精神。对生存挣扎的痛苦、对理想的不懈追寻，打工诗歌呈现了一代人的生存流动轨迹，折射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意蕴和内在精神特质，所蕴含的时代性、丰富性、复杂性，其中包括人的观念、灵魂价值、自我发现与肯定的人文革命，有如寻根文学、知青文学一样，正接近并闪烁着历史与时代的光芒。

        如今，70后打工诗歌写作者走向成熟，80后正逐渐成为中坚，而90后已经正式登场，在我不无忧患的眼里，他们因城乡巨变衍生的困惑、痛苦、思索、探求，必将与时代发生激烈碰撞，并回声响亮。

        一代有一代的经历与声音；一代有一代的沉思与反省。伤痛、奋斗与使命同在，无论如何，打工诗歌的未来，值得期待。

        透过名师的解读与引导，笔者分明已经看到，这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历、声音、沉思与反省，叠加不断沉淀和集体坚守，再通过组织这样或那样下乡的方式把文化知识送到基层，送入社区，送进工厂，感染气氛、感动民众、感化工人，打工诗歌的前景一片光明。(文/郭贤成)